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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世贸组织《服务贸易总协定》中，将国际服务贸易分为跨境交付、境外消费、商业存在和自然人移动四种模式。商业存在是基于设立外商投资机构而提供的服务贸易，其他三种模式则统称为跨境服务贸易。2013年以来，中国通过制定发布并持续压减《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全面实施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不断提升投资自由化水平。而在跨境服务贸易方面，我们主要还是根据缔结的国际条约或协定中所作的承诺，给予其他缔约方或参加方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而且大部分是以正面清单模式进行承诺的。当前，负面清单模式已经成为国际高标准自贸协定在跨境服务贸易领域作出开放安排的一个主要方式。今天发布的这两版清单，就是主动采用负面清单模式，统一管理跨境服务贸易市场准入，为下一步更好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奠定基础。

深圳卫视直新闻注意到，布林肯此番论述与白宫官员一段时间以来的对华表述基本一致，仍然秉持此前的“加大在美国国内的投资、与盟友协调、与中国竞争”的新“三分法”论调。但与以往不同的是，布林肯并未提及人权议题、台湾问题等敏感内容。

“这里是龚大塘鸭林冲，曾是合肥市二环以内最大的整建制城中村。原来棚户区有1000多户近万人在这里生活，是周边没有公共服务和配套设施的‘凌乱片区’。”合肥市瑶海区嘉山路街道党工委书记康妤介绍说，2019年正式启动该城中村改造项目以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目前周边有19个在建项目，涉及重点路桥、教育、水环境治理以及复建点等项目。

另一方面，尽管弹劾案料将不大可能在民主党掌控的参议院过关，但其依然会增加民主党及拜登政府在移民政策方面所承受的压力，未来其不得不在“放”“管”移民方面努力找平衡。

第四是全球治理体系的问题。全球治理往往与机制复合体相联系，任何一个国家、国际组织或企业都无法独立解决这个问题，人工智能就是典型例子。可能存在专业组织、国际组织、企业等多个组织都与某一领域利益相关，且具备一定条件和能力，都希望参与治理。这些组织之间可能没有从属关系，相互之间或有重叠，甚至是矛盾，这使得全球治理体系的形成有很大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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